作者：周才庶
一百年前，鲁迅发表过一篇著名演讲——《娜拉走后怎样》，他说娜拉走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：不是堕落，就是回来。一百年后的2024年，女性的困境仍然是相似的，而值得庆幸的是，出走之后的她们拥有了更多人生的可能性。影片《出走的决心》改编自“50岁阿姨自驾游”博主苏敏的真实故事，由咏梅、姜武主演，中秋假期上映。截至发稿前，该片的豆瓣评分从8.6分上涨至8.9分，票房已突破1.2亿元。在“千里共婵娟”的团圆之夜，“出走的决心”在大银幕上闪耀，形成了一种极具对抗性的独特张力。这部关于出走的电影，采用女性视角的叙事方式，揭示了家庭生活中的压抑关系。一方面它是温暖的，让观众看到女性的隐忍与付出；另一方面它是冷峻的，出走并不能为自我与他者、个体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开辟一条破解之道。
电影《出走的决心》宣传海报
从新闻事件到电影想象
中外媒体对于自驾阿姨苏敏的故事有过不同角度的报道，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从真实的新闻事件到虚构的电影想象，其中具有广阔的艺术创作空间。《出走的决心》整体上采取较为朴实的创作格调，带有一点纪实风格。影片将女主人公李红1980年代与2010年的生活交替展现，那分别是作为母亲的李红与作为外婆的李红，在30年跨度的交叉叙事中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子的隐忍与坚韧。父亲武断地结束了她的高中生涯，考大学的梦想骤然间破碎，在卡车上和同学们许下的豪言壮志，“一定要考大学”“腾云驾雾”“云游四海”只能随风飘去！1985年一个浪漫的雪夜，李红在电话里和孙大勇私定终身。她在飞舞的雪花中奔跑，急切地逃离原生家庭，却又不可避免地跌入了婚姻的围城。
影片主要取景于室内。这是中国城市中典型的老旧居民区，钢铁窗罩套住阳台玻璃，从阳台看天空，天空被分割成狭窄的竖条。夫妻俩的争吵一般都发生在这个狭小的室内，阳台、厨房、餐厅，是李红操劳的空间，也是矛盾爆发的场所。影片并没有将人物简单地设定成二元对立，不能说李红代表善与正义，孙大勇代表恶与罪孽，在难以划分的边际，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多样与复杂。两个人在无尽的劳动和难以调和的观念冲突中消耗彼此。孙大勇这个人物似乎也只是普通的丈夫和父亲，你很难指责他有何十恶不赦之处。他有点小气，买菜花掉一块几毛钱也要问得清清楚楚；他有点平庸，不愿在事业上开疆拓土；他有点大男子主义，不做家务，爱打乒乓球和钓鱼。他号称要“明事理”，他确实也很爱女儿。孙大勇的许多台词听似合理，代表了正常的男性视角，妻子的劳动被视为理所当然。影片朴实的台词、贴近真实的艺术创作，使得一个特立独行的故事带有了普遍性的意义。
一个关于女性觉醒的故事？
《出走的决心》是一部讲述女性觉醒后出走的故事。觉醒与出走，处在两个层面：前者处在意识层面，后者进入行动层面。
李红早已觉醒，只是觉醒后无法离开。早在李红还是年轻妈妈的时候，她便有独立意识。何以独立？打工赚钱。下岗后，她的所有支出都要向孙大勇汇报，不时还要受到指责。于是，她不辞辛劳，揽下半夜扫大街的工作。终于，她可以用自己的工资买一个玻璃花瓶，买一束鲜花，烫一头卷发，此时的她，是开心的。日子，忍一忍，也就这么过去了。
后来，李红陪着女儿产检，帮女儿承担家务，照顾一对双胞胎外孙，默默地一再搁置自己的心愿。每次她对着女儿微笑，总有一丝哀怨在眼神中流转，演员咏梅将这一情绪拿捏演绎得恰到好处。
李红的处境折射出大量60+中国女性的人生，她们承担了主要家务，历经下岗、再就业、带孙辈的人生阶段。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，在某个瞬间，无数个她，或许也想要逃离，只是大多数人选择了忍耐。李红出走之前的经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，而出走之后的经历则有相当的特殊性。出走，作为独特的行为，产生了象征意义。之于李红，它是抵抗与解脱，又是寻觅与疗愈。
出走是最好的结局吗？
《出走的决心》可以有很多种拍法。最终，电影把重点放在了出走前的家庭生活，色调是灰暗的；出走后的行旅生活只是结尾处的点缀，节奏是欢快的。两者形成对照，以旅行的快乐对应家庭的压抑。我们知道，任何一种生活都有其辩证法，“浪迹四方”不一定比“安于一室”更快乐。为了确证出走的合理性，这部影片遮蔽了旅行的艰难与家庭的温馨。
韩国电影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、美国电影《无依之地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《出走的决心》形成互文关系。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讲述了女性出走前的故事，着重表现金智英在职场、育儿和社会中所面临的诸种困境；《无依之地》展现了弗恩在房车路上一边打工一边旅行的见闻。这些影片并不限于女性主义。女性是如何在社会结构中成为她被期待的样子？女性主义议题往往就是社会议题，关于女性，不止于女性。波伏娃的名言——“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，她是变成女人的”，强调了对性别身份的社会构建。值得反思的是，女性如何在一定的关系和结构中实现自我。《出走的决心》给出了一条途径——出走。
自我的实现有万千种，出走不是唯一的途径，也不是唯一美好的结局。
《出走的决心》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，更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。它的现实性在于，观众从中看到了个体的挣扎与选择，家庭对个体的庇护或限制。近年中国哲学界有不少关于“家哲学”的讨论，哲学家试图探索传统儒家思想中家的哲学所具有的独特意义，以区别于个人主义。人的生存，原生于家。不同于欧美语境下从个人到社会的沟通，中国语境中更能显示家在个体生存与社会实践中的沟通作用。影片中李红是中国家庭女性的典型代表，作为妈妈，作为外婆，她扛下了两个代际的家庭抚养工作。美国的外婆一般不带小孙子。这一方面展示了文化的差异，也是中国“家哲学”在当下社会的具体表现。在更为紧密的亲缘关系中，也夹杂着更多无言的付出，抑或牺牲。
最后，换一个视角。李红有了“出走的决心”，开启了绵延的旅途。我期待看到续集，并为之想到一个题目，叫做《归家的勇气》。两部电影彼此参照，才是完整的人生。
（作者系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）